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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口码头:通往世界的起点
来源: | 作者:黄颖红 | 发布时间:2021-12-14 | 275 万次浏览 | 分享到:


江口码头    摄影/方圆合


历史的兴替变化总是奇妙无穷的,当“陆上丝绸之路”上的声声驼铃逐渐沉寂成为历史的回音时,“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片片风帆则悄然扬起,为泉州开启了一段通往世界的奇妙历程。

泉州古称“刺桐”,有着绵延曲折、长达541公里的海岸线,其间蕴藏许多天然深水良港,号称“三湾十二港”,且泉州湾开口较大,便于船只进入内河停泊,因此造就了泉州港丰富便捷的水上交通网络。泉州的水上交通网络区域包括内港、外港和外海。内港指沿晋江、洛阳江区域,外港指泉州湾区域,外海指出泉州湾东口后的海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泉州在水路沿岸陆续建设了一系列的航标、码头设施,来引导船舶的航行与停靠,从而构成了泉州港的海河运输系统。

江口码头属晋江区域的内港码头法石港的遗存,为法石港区系列码头的统称,是“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系列遗产中运输网络的代表性遗产要素,反映了内港码头的功能构成和使用方式,见证了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与贸易的繁荣兴盛。

宋元时期的法石港区有厂口、圣殿、文兴、美山和坂头五个码头,而今只剩文兴和美山两个码头有迹可循。历经千年的潮涨潮落,伴随着江海涛声,江口码头这个始建于宋代的古码头,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述说古刺桐港的光辉岁月。睹物思故,故国神游,让我们回到遥远的宋元时期,细数这个码头的前世今生。

唐代的时候,刺桐港开始崭露头角,成为我国四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宋元时期,刺桐港发展成熟进入鼎盛期,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里写道:“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岸。”成书于宋宁宗开禧年间(1205—1208)的《云麓漫钞》记录了南宋中期常与泉州交往的海外国家有30多个。宋嘉定至宝庆年间(1208—1227)任泉州市舶司提举的赵汝适,在他编撰的《诸番志》中记录了当时同泉州贸易往来的海外国家有58个。元代江西人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记录了与泉州进行海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发展到99个,鼎盛时期则增加到了100多个,当时泉州甚至成为朝廷计算中国同国外诸港的距离、航程和方位的基点。

成为世界上最大商贸港口的泉州,吸引了世界各地无数的商旅。四月南风起,正是花开时,满城刺桐花红鲜艳、颜色夺目,刚刚上岸的商旅们双眼瞬间沦陷,于是泉州有了“刺桐”这个美丽的别称。对于这座商业繁盛、熙熙攘攘的刺桐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里描述:“船舶往来如织 、货物堆积如山…… ”这个场面也许正是江口码头周边贸易繁盛的写照。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在他的游记中描述了他在这一带江面所见的盛况:“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矣。”

宋元时期,泉州对外贸易主要有东北、东南、西南三个方向的航线,所涉范围包括今天东亚的日本、朝鲜,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越南、泰国,南亚的印度、斯里兰卡,西亚的沙特阿拉伯、阿曼、伊拉克、阿富汗,非洲的埃及、索马里、摩洛哥,甚至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等国家和地区。位于晋江出海口、古刺桐港之畔的江口码头既是海船扬帆的地方,也是海船落碇的地方,自然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多少商船从这里驶向世界。

究竟是怎样一种神奇力量的驱动,使得江口码头成为刺桐港的一个重要码头,并使江口码头所在的法石地区成为继古城南部商业区之外,又一个外商云集的商业圈?

首先,特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水陆交通。江口码头所在的法石处在晋江下游北岸的山地丘陵边缘,是最靠近古城的沿江高地,这里背山面江,控扼晋江的入海口,是古刺桐港的咽喉要道。彼时,港口潮平岸阔,江海相通,码头相接,樯桅如林。水路交通方面,内海水运可趁涨潮将海外的珠宝、香料等货品用小船沿破腹沟、过水关,入壕沟进城报关、交易;外海航线沿近岸北行经福州、江浙至山东、辽宁,放洋东到台湾、日本、朝鲜,南到东南亚等地。陆上交通方面,上溯溜石、厂口可达泉州城的津淮街和南门聚宝街,下经蟳埔、后渚出岱屿门亦能泛海出洋。得天独厚的水陆交通运输条件使得法石一带成为泉州城郊人烟辐辏的聚集地,也成为古城水陆运输与陆路运输的转换枢纽。

其次,朝廷的高度重视,环境的安定秀美。自唐至宋元,泉州各个时期的主政者都特别注重发展海外贸易,出台各种政策招徕外商。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朝廷在此设置法石寨,泉州太守真德秀描述:“法石寨去城一十五里,水面广阔,寨临其上,内足以捍州城,外足以扼海道。”可看出宋代江口码头直接服务于法石港的航运交通,官府重视泉州的海上防卫以及航运通道的安全与管理。


江口码头    摄影/方圆合


最后,发达的造船行业,先进的航海技术。宋元时期泉州为中国沿海最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所造海船以“载重量大,安全性好,适航性强”而闻名,尤其是指南针在航海中的使用,开辟了航海史的新纪元。宋朝诗人谢履《泉南歌》写道:“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可看出泉州造船业的发达。当时所造海船除通商贸易外,朝廷经略国外所需战船也有部分出自泉州。元至元十七年(1280)元廷诏令泉州等地“造船三千艘”,元至元十九年(1282)又敕令泉州诸港“兴造大小船三千艘”。法石作为泉州传统造船基地,也承担部分造船任务,圣殿、长春、文兴、美山都是当时造船的场所,现在当地仍有造船巷、打帆巷等保留历史信息的地名。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法石“商圈”日渐繁荣,石头街上攒动着自文兴、美山等码头上岸而来的各国商旅。渴求商贸便利的外商索性在此落脚定居,留下渡头巷、马可巷、马可井、金厝山、伊斯兰教石墓等“十洲人”“万国商”的印记。当时,执掌泉州市舶司的阿拉伯人蒲寿庚的家族成员曾聚居此地。蒲寿庚在法石宝觉山上建天风海涛楼,作为眺望海舶出入泉州湾的瞭望所。其兄长蒲寿晟则建造了云麓花园,1978年发现的一方“曲水流觞”石刻便是明证。时至今日,云麓村民仍因袭祖辈种花传统,尤其是种植阿拉伯国家传入的茉莉、素馨等异国花卉。被誉为“头上花园”的蟳埔女“簪花围”头饰,喜用茉莉、素馨这两种花,据说这种习俗可能来自阿拉伯。法石及其附近村落有金、丁、郭、蒲、卜等姓氏,多为阿拉伯后裔。此外,美山天妃宫附近的西墓园,也发现不少伊斯兰风格的墓盖石,可知这个地方应是宋元时期法石穆斯林的墓葬区。

文兴码头是法石港区最重要的码头之一,承载着船舶停靠、货物集散、船只修造、船员休憩等职能。码头呈南北走向,整体造型为一平缓的石构斜坡阶梯式驳船码头,由江岸延伸入江中以便低潮位时小船停靠。码头现存南北长约30米、宽3.5米,花岗岩石交相叠砌而成,表面砌有多级石台阶,砌筑方法以错缝形式为主由江岸逐级降至江底淤泥。由于江底为软泥,码头基础以松木桩(“睡木沉基”)进行加固。从斜坡状台阶东西两侧可观察到多个时期加建的条石,反映了码头在沿用过程中伴随着江岸的自然淤积而逐步向水中延伸的修造过程。

码头上站立着一座千年的花岗岩宝箧印经塔,方形塔身是这种塔的基本特征,四面刻龛。这座塔残存的塔身分为两段,均呈方形,分别雕凿后衔接上,因年代久远,风化剥蚀严重,局部尚有残损,表面呈黄褐色。塔身上段,四面各有一尊浮雕的半身佛像,佛像边沿凿成上圆下方的拱顶龛。其中,上部头像雕凿深度多在5厘米左右,最深处达6.5厘米,头像下部的佛身,雕凿深度约减半。塔身下段,四面各有楷书阴刻一字,由右至左顺读为“佛”“法”“僧”“宝”,字外围为圆形光圈。


美山码头    摄影/成冬冬


宝箧印经塔,因塔造型酷似藏经宝匣而得名。传说公元前2世纪,古印度阿育王敕建8.4万座塔,其中19座传入中国,所以也称为“阿育王塔”。五代时期吴越王钱弘俶仿效阿育王,建造8.4万座塔,多为木雕或铜铸的1尺左右的小塔。石构大型宝箧印经塔现仅存于闽浙粤沿海三省,特别是泉州一带,它们仅建于宋元两代,是印度密教浮海东渐的产物,后来流传到日本等东亚地区。这种形制的印经塔11世纪在中国东南沿海大量出现,开元寺内宋代二塔便是这类印经塔的实物。洛阳桥上也留有雕刻“月光菩萨”形象的宝箧印经塔。这座印经塔归安时,就是参考开元寺和洛阳桥同类形制加以复原的。

宝箧印经塔在佛教中,多用来供奉经文和祭祀。这座塔是当地人出海、返航时祭祀的场所,既是码头的标志,也是商人、船员祈祷行船平安的精神寄托。自宋元以来,法石建造了不少与航海相关的庙宇。除了真武庙,美山、长春有妈祖宫,文兴有王爷宫,奉祀着与航海有关的神祇。这些与航海相关的神祇、庙宇、宝塔共同证实了内港码头水陆转运和海神祭拜的整体功能构成。

美山码头位于文兴码头下游约1公里的美山澳临江处,较文兴码头处水深。美山码头造型为边坡较陡的墩台,同样以花岗岩为建筑材料,采用“一顺一丁”的方法交替叠砌而成,最下层墩台南北长约20米、宽约15米,最上层墩台南北长约10米、宽约8米。墩台南端砌为石阶,东西两侧各有一条南北走向的石构斜坡式驳岸设施,向南延伸至江中,便于低潮位时使用。墩台台基由下而上渐次内收,外侧壁面呈斜状,便于高潮位时大船停靠。与文兴码头一样,美山码头的墩台下也使用木桩加固地基(“睡木沉基”),从原有石构筑可判断,墩台自下而上保留了自宋至清,不同时期数次增筑、叠压的痕迹。

据2003年《泉州文兴、美山古码头发掘报告》显示,码头始建于宋代,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在晋江沿江水域航运中发挥转运功能。由于码头使用功能一直延续,因此历代均有修缮。考古清理结束后,对码头构件进行归安,形成一个遗址保护展示工程。2005年,列为泉州市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海上丝绸飘,江流石不转。文兴、美山等港口码头千年的繁华,留下一系列与水陆转运功能相关的遗迹、遗物。考古探明宋元时期的历史岸线约位于现存码头以北50米至60米处。1975年,在靠近江边处发现一件位于宋元时期地层中的花岗岩碇石,也就是石锚。碇石重238公斤,中间凿有夹木爪的凹槽,是泉州首次发现的木爪碇石残件,现保存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后渚沉船上曾发现升降碇石的绞车构件,符合宋代文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以绞轮升降碇石的记载,法石碇石的发现为这一宋元海船的使用细节提供了珍贵的实证。1982年在文兴码头以东230米处发现了废弃于江岸边的古船,经考古发掘,揭露出古船后部的4个舱位,并发现竹帆及其绳索等遗物。经鉴定,这是南宋时期的一艘福船造型的中型远洋货船,与保存于开元寺内的后渚沉船均使用水密隔舱造船技术,长度在23米以上,载重量为200吨,是宋元泉州高超造船技术的实证,现已原址回填保护。

往事越千年,人间逢盛世。江口码头经历了千年风雨,早已完成使命,繁华不再。但它曾经的辉煌却定格在历史深处,铭刻在熠熠闪光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默默记录着当年刺桐港“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鼎盛繁荣。如今,新的千年又来了,古老的中华又欣逢盛世,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在向我们招手致意,承载着开放包容、敢拼善赢、求进思变的“海丝”精神必将插上新时代的翅膀,让美丽的泉州重新焕发青春的光彩,直至永远、永远!

作者简介:黄颖红,泉州市博物馆文博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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