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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 Chinese Yangtze River delta channel

国家没有忘记南侨机工
来源: | 作者:口述/黄炎宋(福建) 整理/胡修雷 | 发布时间:2021-10-11 | 121 万次浏览 | 分享到:

黄炎宋,马来西亚归侨,祖籍广东惠阳。1920年1月,出生于马来亚吉隆坡。1939年4月,随南侨机工“回国抗战服务团”回国,到西南运输处担任汽车兵,在滇缅公路上运送抗战物资。后在福建省建阳汽车修配厂工作,八级修车工,一级驾驶员。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最早是祖父先到吉隆坡的,他在那边做橡胶工人。后来,我祖父在吉隆坡成了家,我祖母怀孕后就回到国内生产。我父亲出生在广东,他后来也去马来亚做了橡胶工人。我小时候家里比较穷,上午陪母亲去地里割橡胶,下午才回来念书。就这样,我在一个私塾学校念了两年书。我家里共有十个兄妹,我排行老大,下面有三个妹妹和六个弟弟。我们居住在华人区,那里的人们基本上都种植橡胶。

我14岁时,开始在距离吉隆坡100多公里的巴亨劳勿小镇上的一家汽修厂学习修理汽车。

“九一八”事变后,我们经常参加陈嘉庚先生组织的抗日活动,谴责日本军队在中国的侵略和暴行,有时也搞一些募捐活动。“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当时,马来亚的很多报纸都揭露和报道了日本人的侵略罪行。我也觉得应该为自己的祖国做一点事情。正好,那时陈嘉庚先生在南洋成立了“筹赈会”,为祖国抗战募集资金、人员和物资。我当时19岁,在汽车修理厂已工作5年,听说正招募机工,就报名参加了。

那时候,我们报名参加的南侨机工,很多人都是瞒着父母的,直到快要启程的时候才告诉父母。我也是这样的情况。1939年4月1日,我搭乘挂着“回国抗战服务团”红条幅的卡车出发了,第一天先到了吉隆坡。那天中午,我们在一个华侨开的餐厅吃饭,老板看到我们这一批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深受感染,特意送上了一桌免费大餐,还亲自敬酒为我们送行。第二天,我们到达新加坡,在那儿和南洋各地赶到的300多名机工汇聚后,乘坐海船启航。经过四天四夜的海上航行,我们到达了越南河内,然后从河内改坐火车,经过七天七夜,抵达祖国云南昆明。回国之路历时半月之久。


我们是第三批回国服务的华侨机工。到昆明后,我们先去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在昆明潘家湾军训了一个月。我们的军训是不带枪的,主要是训练军队礼仪。军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运输处十二大队第五中队第一小队,每个小队有七辆美国卡车。我们的待遇还不错,每个月有30块钱,其余的衣食住行都由部队统一提供。当然,吃饭虽然由部队食堂提供,但自己也要出一些钱,住宿是免费的。

云南的七八月份,正赶上雨季,道路非常泥泞不好走。虽然我们坐在驾驶室里,但浑身上下经常是湿漉漉的。每出一趟车,我们都要在路上行驶三四天,从中缅交界处运货到内地。当时,云南、贵州一带公路的危险主要体现在桥和弯,现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的“二十四道弯”,就是昆明通往贵阳道路上一个叫店前的地方。我们每次路过“二十四道弯”时,车速都必须减至4-5公里/小时,像蜗牛一样缓慢爬行。车技好的驾驶员都要半小时才能通过,其中,还有三个弯是一定要倒车才能通过的。不要认为这些弯路都是危险的,有时,它也能成为机工躲避日军飞机扫射的避难所。我们行车时,经常听不到飞机飞来的轰鸣声,但是老百姓对我们很好,一听到飞机响,他们就朝我们做一个特殊手势——食指往天上指,这时,我们就会赶快把车开到弯角处,下车躲避日军的扫射。

以前在汽修厂做工时,我主要是修理汽车,但在西南运输处,司机奇缺,所以,我也就被派去开车了。那时,每出一次车,会有一些补贴。1940年初,日军进攻越南,通往昆明的一座大桥被日军炸断了。当时,在越南小镇同登火车站囤积着大量进口的航空汽油,为了防止这批物资落入敌手,必须立即运往昆明。所以,运输处紧急成立了一支运输队,派往广西镇南关抢运物资。这支运输队有300多人,都是从各大队抽调的精干司机,我也参加了。那时,运输条件非常艰苦,白天有日军飞机轰炸,我们只能在太阳落山后,从镇南关出发,前往越南同登。装满物资后,再迅速往回赶。由于昼夜颠倒,机工们非常辛苦,白天只能在车上和衣而睡,一日三餐也没有着落。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终于成功地把数千吨航空汽油抢运到昆明。

1941年下半年,西南运输处更换了一大批八吨的“万国”牌新卡车,我和一起从巴亨劳勿镇来的老余搭档开一辆车。一次,雨夜抢运物资,我们的车在路上抛锚了,我们只能冒雨抢修,全身淋了个透。第二天,老余就打起了“摆子”,中午时,我把老余送到大队医疗站,自己又匆匆上路了。三天后,当我返程路过大队医疗站时,才知道老余送到医院后不久就去世了,我心里非常难过,同伴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后来,我整理老余遗物时,发现除了几件衣服,还有一张我们从巴亨劳勿镇出发时9个机工的合影。

我在西南运输处工作了近3年时间。1942年,滇缅公路中断后,运输处开始对我们这批机工不闻不问,很多人流落到社会上,有的机工选择回家,有的机工又出国了。那时,我不愿意再回到马来亚,因为回到那儿也是做工,还要受外国人管制。于是,我就跟着运送回国华侨的车子来到了福建建阳。


来到建阳后,最初我是给一些老板开车,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1945年2月,我在南平巧遇了一位第三战区美国空军情报联络站南平分站的司机,他推荐我到美国空军情报站江西铅山总站为美军开汽车。当时,这个联络站有五名美国军官、两部车,我因车技好做了站长格士上尉的司机。我们经常要去的地方是长汀机场。有一次,在江西铅山一带一架美国“飞虎队”战机坠落,第二天,我就开车和格士上尉一起接回获救的飞行员,并把他们送到长汀机场。

日本投降后,美国人撤走,我也就失业了。后来,我和几个机工合股在永安买了一辆旧车,做起了运输小生意。我也在这里娶妻成家。1956年,国家开展公私合营运动时,我们被合并到福建省运输公司建阳分公司并享有股权,每个季度能分到一些股息,直到“文革”才被取消。后来,这些股息被加到工资里了。

1958年,我被调到建阳汽车修配厂,1979年12月,我在汽修厂退休。退休时,我是厂里的八级修车工和一级驾驶员。后来,我又在厂里做了3年技术顾问,培养了很多徒弟。

现在,马来西亚还有我的一个妹妹和五个弟弟,他们曾回来看望过我几次。而我再也没有回过吉隆坡。